丸山敏雄先生1892年5月5日诞生于日本国福冈县筑上郡合河村天和（现在的丰前市合河町）。合河村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南邻天下奇胜耶马溪，东距日本明治维新领袖福泽谕吉诞生地的中津市只有8公里。村里有一座很小但却历史悠久的神社，名叫“合八幡神社”。从神社向东走百米，就会看到建在麦田中间的农民丸山半三郎（丸山敏雄之父）那不起眼的家。

5月5日是日本的端午节，这一天是男孩子出生的上上吉日。丸山敏雄是半三郎家的第四个男孩，母亲阿银生他的时候似乎并没感到什么痛苦，一切都很顺利。敏雄的三哥很早就夭折，另外，他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因此，这是个有五个孩子的热闹的大家庭。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甚至可以说近于贫穷。父亲半三郎是个敦厚的硬汉子，十分勤劳，理财有道。半三郎刚分家出来独立门户的时候，只从伯父孙藏氏那里分得了极少的田地，但他精心耕耘，后来还购置山林，把荒地也改良为水田，扩大了家产。母亲阿银为人和善，心软泪多，敏雄一辈子都不曾记得被母亲责骂过。

敏雄三、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极好的记忆力和过人的聪明。乡下有类似“拉洋片”的地方，敏雄有时会和兄弟们买点糖球去看“戏”。他常常是忘记吃糖球而专心致志地看“戏”，回家后能把“戏”里的故事从头至尾，一点不差地讲给父母听，令父母、兄弟、亲戚们都感到惊讶。

1899年，敏雄人合河小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但他绝不是因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多才取得好成绩的。父亲是个极严厉的人，象普通的农民家庭一样，孩子们放学后要帮助作农活，所以把书本带回家来预习、复习是不可能的。敏雄总是把课本收进课桌后空手回家，这就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在课堂上把老师教的东西记住。他自己后来在《学童爱育之书》中曾回忆说：“……因为回家以后要劳动，所以不努力听课就搞不懂那些道理。那时候，课堂上的每一个小时都很有趣，很难得。每次下课都觉得还没过瘾似的。这都是因为双亲不断地督促我专心劳动的结果，我至今仍满心喜悦地感激他们。……”

敏雄的父亲半三郎曾一心想把敏雄培养成一名真宗的僧侣。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半三郎虽是个农民，但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净土真宗的信徒，他靠自己学到的那些乡村的学问，专心读经，有时甚至代替僧侣到各处说法布道。另外，在当时的日本，盛行着男子成年后分家的制度，所以小门小户的农家本来困地就少，一经分家每个孩子所得到的田地就愈加少得可怜。半三郎有四个儿子，这不能不说是个痛苦的现实。还有，当时僧侣的社会地位较高，敏雄的天生好学，聪明勤奋，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为了把敏雄培养成～名真宗的僧侣，半三郎对他进行了极为严格彻底的信仰教育和修行训练。清晨起床后必先读佛经，饭前必须先行礼，在村里的“合八幡神社”前经过的时候，必须要鞠躬行礼等等。一次，敏雄玩耍回来，忘记行礼就从神社前跑过进了家门，半三郎很生气，一边责问他为什么在神灵面前过的时候不低头，一边把敏雄的两脚绑起来倒吊在屋梁上。还有一次，敏雄在吃饭前忘了向家里的佛坛行礼，父亲就按当时最严厉的惩罚形式抓住敏雄的双脚倒插在家门前的莲花池中，池中养的莲花是专为供佛用的。在当时，有些僧侣只是能呈“口舌之雄”，而实际行为却很荒唐，半三郎决心从“信”和“行”两方面严格培养自己的儿子。他常常鼓励儿子说：“要信，不信的话拜多少都没用！”。敏雄为了象父亲那样坚定信念，常常跟着父亲四处布道，听法话，去参拜寺庙等等。但是，当敏雄问父亲母亲是否真的有“地狱和极乐世界”时，他们都十分肯定地说：“我们虽然没看见过，但开山祖亲写上人说有那就一定是有的！”对这样的回答敏雄一直不能完全信服。敏雄虽然不停地跟着父亲四处走动，盼望自己也能象大人们一样相信佛，达到“安心”的境地，但有一点他不喜欢，那就是父亲说；“去当和尚吧！”，他幼小的心灵开始反复想着除了当和尚还有没有路可走的问题。

敏雄九岁的夏天，他和表兄在村里的池塘边游戏时，意外地滑进了深水区。因为两个孩子都不识水性，所以很快就沉了下去。正在危急时刻，村里的青年高桥孝六跑来救起了他们。这件事给敏雄的一生带来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件事给我打上了无法忘记的烙印，这就是自己已经在那个时候死了。我这条命是别人救起来的。就这样无所作为可不行啊！’这样一种坚定的、无法形容的决心，从某一个意义上说，这就是可以说是使我成为今天的我的、深刻的‘恩的意识’”。他在以后的生涯中曾多次谈起这件事，并说：“这条命是捡来的。一想到此就觉得无论怎样努力工作都是微不足道的。”

敏雄上小学期间每天在早上去学校前和下午放学后都要完成父母分配给他的农活。夏天割草，冬天阀薪，帮助父亲开垦水田，等等，不论刮风下雨，敏雄兄弟们总是毫无怨言地干着，直到十五岁他小学毕业。半三郎与孩子们的劳动使得他们原来极少的田地得以扩展，家产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父亲半三郎毫不妥协的勤劳训练为敏雄日后提出德福一致的理论，并把“喜动”看作是最重要德国之一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1903年敏雄以优异的成绩从合河普通小学毕业后征得父亲同意到邻村的横武高等小学读书了。在当时，一般的孩子都是只上到普通小学为止的，敏雄成绩出众，人品稳重，又能干活，所以当时村里人就说他“一定会有出息的”。1907年，敏雄又以优异的成绩从高级小学毕业。父母坚持让他去邻村觉圆寺作番僧，但他的心中对于信仰有一团解不开的谜，随着学识的增长，他头脑中合理主义的思考越来越多，对于那个无人知晓的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存在始终不抱肯定的态度，他最终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这与他那追根求源的性格密切相关。他后来进入师范学校并非是要避开佛教乃至一切宗教，而是出于他那对模糊不清的事情绝不轻信的性格。

1907年，为了进入小仓师范学校，敏雄首先进入离家不远、位于千束村的“筑上郡立准教员养成所”。这是小学教师的速成机构，也是进入师范的予备校。他在这里走读了一年整。1909年4月，敏雄以第三名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升入小仓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学习。当时的校长织田胜马信奉“以形制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在所谓的“行的训练”方面倾注了力量。他与后来的广岛文理科大学名誉教授西晋一郎博士一起成为对敏雄的思想和人格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在小仓师范就读期间，敏雄是个勤奋、笃行的好学生，被师生们尊为榜样。这期间，他学习并坚持练习了当时流行的冈田式静坐法。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古代史，但他兴趣广泛，对绘画、书法、雕刻、短歌等都有涉猎。为了写生和进行历史遗迹的探查，他利用假期进行过多次长短不一的旅行。最长的一次是徒步11天绕九州旅行一周。在作日记方面也从未有过一日一回的懈怠，每经历过一事一人都留下认真的记录。在校期间，敏雄还专心学业，书法、音乐、演说等课程都因其刻苦练习而成绩斐然。他与人为善，是“论语”的实践家，为班上同学所敬慕，得到了“孔子丸山”这样敬爱有加的绰号。在师范学习期间，敏雄求道的热情也可以说是日盛一日。他还参加了著名的莲沼门三氏的修养团，并率先在校内组建支部，积极发行团的机关杂志《向上》。他晚年开展伦理运动时把杂志作为普及伦理思想的首选方法，是与参加这些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

1913年3月，敏雄以最高优等的超群成绩从小仓师范学校毕业，就职于故乡筑上郡的八屋小学，开始了他在八屋贷房自炊的艰苦生活。1916年4月，敏雄获得伊藤家育英会奖学金后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在八屋小学的三年时光，他对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思考了很多。伦理道德的实践结果在实际生活的幸与不幸上究竟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呢？这是敏雄虽已订婚但却无力成家的情况下继续求学的真正动机。

1920年3月，敏雄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5月末，在离家较近的筑上中学就任地理历史教员。同年7月10日，敏雄与早有婚约的神崎菊小姐成婚。他们的新居就在离千束的筑上中学不远处的高地上。在筑上中学任教期间，敏雄年轻有为，主持正义，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1922年，敏雄在《筑上教育》这份宣传品上首次以“教育的单纯化”为题跟了评论文章，可以说这是他最初的公开发表物，文章显示出他文风的泼辣和不凡的气势。在一这期间他还接触了考古学，开始了独特的实地探查和考证。

1921年3月29日，长子竹秋诞生，为丧父丧兄的敏雄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无限喜悦。他为儿子写下了“竹秋日记”，以记录其成长的过程。这些日记共六册，一直到竹秋进入小学。

1923年4月，敏雄在筑上中学任满三年，调动到当时负有盛名的优秀学校——久留米的县立中学明善校。促成这次调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明善校校长劝他来明善研究历史。所以敏雄在这里任教的近两年时间内，主要担任了历史课教学。在这里结识了不少优秀的学友，进行了一些史迹探查，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录。通过这些对历史实物的探查和研究，敏雄认为“日本的文化、日本的历史全部是以神社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更进一步地说，就是日本文化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敏雄的研究在于日本史中的神代史，他自己曾说过：神抵研究即是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是阐明国体的工作。面对当时日本历史学界合理主义和神秘主义两种极端主义的观点，敏雄不断地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求得正确解答。他对植根于日本固有思想的天皇越来越强烈地抱有绝对崇敬一的信念。

1925年12月，敏雄应长崎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北村重敬先生之邀以教导主任身份赴任长崎女子师范学校。敏雄的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是受同僚、学生尊敬的好教员。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从善如流做事坚决。这期间，敏雄还作过300多位学生的家访，认识到“孩子是家庭的缩影”，“学生是家庭的模型”，孩子的言行反映着家长和家庭的状况。

在长崎期间，敏雄对当地盛行的基督教大为惊异，认为这里完全是外国的天下。他本人自小受到神佛崇拜教育，对那些不拜神社也不拜天皇的信徒们舍弃祖先遗风的作法很感焦虑，希望自己能掌握更多有关国体的知识，以便更好地把握这一信念。他在国史研究的同时又进行了有关基督教的研究。

1927年9月30日，敏雄被任命为长崎市小学校视导员，指导市内小学的日本史教学。他开始到各地的小学作讲演，以实践其“触及本质的国史教育必须要在小学进行”的思想。同时他对日本

历史上“革命”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为他晚年的著述《纯粹伦理原论》中“易不易的原理”提供了基本思想和资料。在这期间，敏雄还把原有的对艺术的兴趣发展成为研究成果，撰写了“日本建筑史要”和“日本雕刻史略”两篇论文。敏雄不仅勤于钻研著述，教学态度亦十分严谨，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据一起旅行过的学生们回忆，当时敏雄即是凌晨四时即起，自取工具打扫庭院，住室。他还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学识与教学、育人的能力水平。

敏雄为探求真理，解决难题，1929年4月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毅然以38岁的年龄考入广岛文理科大学（前身即敏雄的母校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国史专业，成为当年入学者中最年长的人，这也是他的第四次学生生活。在几乎没有收入的艰苦条件下，敏雄过着内心充实的安定生活。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栽种蔬菜、养鸡生蛋以供自足。在大学生活的前两年中，敏雄努力钻研古代史，以超人的毅力进行学习。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从上大学以前就抱有的苦恼和问题，即：如何寻找一种超出于各种信仰之上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信念，以达到宗教者们所谓的安心立命的境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参加了多种组织，诸如校内的禅学会和净土教的研究团体，并研读“大藏经”，学习“儒学”等。在思索问题的同时，敏雄开始从师西晋一郎博士学习伦理学，后来他曾多次说：“我今天的‘伦理’的理论基础全是西晋一郎先生教导的成果。”

敏雄对古代神话或古代文献中的“奇迹奇瑞”早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于那种把“奇迹奇瑞”甚至神话都当作迷信全盘抹杀的观点他不尽赞同，但他又无法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非常苦恼。在这种苦恼与求解的过程中，一个新兴宗教团体“人之道教团”的出现使得敏雄的生涯发生了一个大转折。1931年春，他从友人那里听到了关于教团的事，认为这里发生的事即是古代奇迹奇瑞的现代版。

在一个朋友的热心劝说以及对“教团”教义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敏雄决心入教。他还准备以亲身体验来为自己一直苦恼着的“国家与信仰”问题找一条出路。1931年3月他走访了教团的广岛支部并办理了入教手续。通过认真的研究，他发现有些境界是纯理性的思考难以达到的，因此他决心在实践（这是该教团的特色）进行亲身体验。他的第一次实验是在亲子关系方面。通过对小儿子麻疹的治愈过程的体察，相信了孩子的病是由于父母心中的不良思想或情绪所致。这次实验关系到他信仰的确立，对他一生影响极大。

1931年12月，敏雄毅然舍弃即将荣升师范学校校长的好机会，决心投身教团，跟随教祖实践，为了作一名教团教师，敏雄告别亲友当了寄宿生，甚至连母亲去世也未能回乡奔丧。

1932年3月，敏雄从大学毕业，赴任熊本教团支部。该支部由于领导人的不利正处于崩溃边缘。敏雄到任后，始终如一地坚持．“即行”的原则，对弟子们倾注着至真的爱，人们受敏雄的人格力量吸引而来到组织中，这其中也有些人成为后来伦理运动的发起人。到了1933年底，熊本支部逐渐发展成为教团中少有的几个大支部。

在教团中，敏雄开始学习和创作短歌，认识了另一个美的世界，同时也对“我境一体”“物心一如”等境界有了更好的认识。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人的心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敏雄也在不断的实践中进行探索。

敏雄因其才能和在教团中的活动为教祖所赏识，成为教团的重要干部，被奉为“准教祖”。并于1935年1月，肩负刷新校风的责任就任教团经营的中野中学校长。

由于教团的势力不断扩大，政府感到恐慌，因而决心加以摧毁。1936年9月，日本警察中主管思想犯政治犯的“特高课”突然袭击了教团。翌年4月5日，初代教祖以“神宫不敬罪”被起诉。敏雄等十数名干部同时被检举关押。当时，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占了上风，法西斯独裁日益形成，是一个难诉是非曲直的时代。教祖及其他干部在强词夺理的法院的责问下全都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不敬罪”，唯有敏雄不同，他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对信仰的坚定信念据理力争，因而遭到了拷打。

敏雄在入狱待审期间，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过去，进一步加深了对父母的爱与感恩之情，成为后来他的“恩意识”和关于孝的伦理的一个重要体验。1938年5月28日，敏雄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活，回到大版的家中（这是他入狱后夫人带孩子迁居而来之处）。10月设立了“秋津书道院”，教授、研习书法，也成为这以后三年的生活经济来源。

1940年2月，教团事件一审判决被判为有罪。对这一结论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敏雄并未喊冤，由于狱中的认真反省，他认识到教团只不过是将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上对外来信仰的模仿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开始怀疑教团的道路是否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最终，敏雄以与教团及其主要人物们分手的姿态接受了公审。1941年1月，敏雄第一次写了“上申书”，系统地说明了自己入教团的动机和对教团的反省。这些成为敏雄晚年开展伦理运动时的腹稿。

1942年4月，敏雄举家迁至东京。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物资馈乏开始显现，敏雄也在为生计奔波，逐渐变得无暇顾及对自己的审判了。他不断地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关怀着在书道院学习的“书友”们。1943年12月，尚在东京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生课程的长子竹秋也被应征入伍，由于战争，敏雄对“国体原理”和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也有受到干扰被迫中断的可能。但是，敏雄的热情和此项研究的不可替代性得到了三菱重工彦岛造船所所长原耕三氏的理解和支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帮助下，敏雄争得了时间，使研究得以进展。

在临近战争结束的日子里，敏雄一面进行研究，一面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与自己的朋友们、学生们交流着思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敏雄开始起草有关夫妇伦理的《夫妇道》，标志着伦理运动的兴起。

战败的事实给敏雄以强烈的冲击。他下决心要以德福一致的生活法则——这是他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在教团的体验以及在狱中的深入思考而得出的体系化成果——作为战败后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要为人类寻找新的生活道路发挥自己的作用。1945年11月，敏雄踏上了九州的土地，一面问候那些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广岛、长崎的朋友和学生，一面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完成上述事业。敏雄所寻求和倡导的是触及人类生活深处的、德与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自然法则。他以自己对历史精深的研究和那些不容。置疑的实证性体验确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不坚持德福一致这一贯通天地的自然规律的话，日本的真正重建是不可能的。

12月初，敏雄回到久别的故乡，为祖先、父母、兄弟扫墓之后，年底回到东京。在旅途中，敏雄与各地的知己们畅谈理想、交换意见，又了解了各地的状况，自己未来的计划也在心中逐渐酝酿成熟。1946年1月某夜，敏雄与竹秋及青山一真商议要开始进行短歌创作的指导。这以前他就曾说要成立一个名为“新成文化会”的文化团体，以精神生活为中心，从研究文化的方面入手，探讨日本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敏雄是想把自己多年研究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证明的日本古代的伦理思想作为人们行动的基础和指南的。然而，由于成立文化团体还没有足够的人员，敏雄首先想到了要以艺术净化人们的心灵。在坚持书道研习的同时，开展另一个以短歌为基础的启蒙运动，短歌是日本传统的艺术，敏雄希望通过短歌这种“美”的实践来寻求一种富有伦理精神的生活。为了在战后外来文化重重叠叠的风浪冲击中弘扬日本民族的传统，新的短歌会命名为“频波短歌会”，发起人只有敏雄、长子竹秋以及青山一真。1946年3月上旬，油印的机关杂志《频波》创刊号发行。

1946年初，敏雄完成了《夫妇道》的原理篇，并开始准备写“实践篇”。同时他还不断地推进研究，完成了数篇有关古代史的论文。在《夫妇道》原理篇中，敏雄结合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和他本人在教团中的亲身体验着重说明了夫妇一心是家庭幸福的根本条件这一原理。他认为夫妻合睦，团结一心，孩子的品质、健康、学业都会有好的结果，夫妻双方的事业以及其他环境都会有现实性的良好效果。这一点教团中虽有无数体验已经证明了，但敏雄吸取了教团只顾实践不求理论的缺陷，结合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从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理论性论述。

“频波短歌会”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很难维持，青山氏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状况极差。敏雄一家也只能是勉强糊口。在食物不足，一片混乱的状况下，敏雄的老友大农场主石毛英三郎也正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急切地寻找着能为战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国民指出方向，树立信念并指导他们行动的有识之士。敏雄正符合石毛先生提出的“聪明、努力不息、学识渊博，具有宗教信念”这四个条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因此，在生活、研究和活动方面都得到了石毛先生的资助。于是，成立“文化研究所（现在的伦理研究所的前身）”的事情也被确定下来。随着战争的结束，战士的复员，又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敏雄身边，宏大事业随即展开。

1946年12月29日，所员五人加所长敏雄一起商定了建所规划，分配了每个人的研究任务，确立了事业计划大纲以及具体实施内容。战败后不久的日本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欧美思潮也随着美军的占领一齐涌人。敏雄以往使用的语言因而也不得不随着潮流作相应的变动。但对他来说，那些“遵守即幸福，背离即导致不幸”的生活原则是自然规律，是如天地日月般永恒不变的。这些理论，这些应向人们宣传的人生的规范在敏雄心中早已酝酿成熟。而石毛先生的资助使他如鱼得水，有了宣传自己思想的机会。

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后，敏雄开始了积极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他撰写了“天皇制的研究”作为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总汇。在文中他强调了“祭祖”的重要性，把“祭祀”看成是尊崇祖先的“伦理”实践。另一方面，在研究工作之外，敏雄还在书法指道和短歌会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书（法）友”、“（短）歌友”。

1947年7月5日；敏雄向三菱公司提出辞呈，要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7月17日，敏雄决定再度去九州，目的是为筹措资金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出版发行，公诸于世，并将其付诸万人的实践之中。在敏雄离开东京的日子里，竹秋等人按照他的意思积极地讨论着出版一种教化性杂志作为“研究所”机关杂志的问题。他们认为，今后的精神建设运动离开出版物是不可能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的。但是，最后的困难还是资金问题。敏雄肩负着重大使命，8月6日又一次赴九州筹款。得到朋友和仰慕他的弟子们的帮助，意外地筹措到28万日元回京。

为了建立一个根据地，敏雄首先买下了东京市内的武藏野市境一所房子，随后。这里便成了研究所成员磨炼意志，追求上进的道场，是研究所也是出版社，又是秋津书道会和频波短歌会的总部所在地。因而成了后来蓬勃开展起来的“伦理运动”的发祥之家。

1947年8、9月间，敏雄领着大家积极准备着《文化与家庭｝）这一杂志的撰稿和出版工作。至于为什么把杂志定名为《文化与家庭》，敏雄后来写道：“意思不外乎是要把伦理的根源置于家庭之中，在家庭中确定文化的渊源。”《文化与家庭》杂志的发行机构定名为“新世会”，采用会员制度。原来的“研究所”成为运动部门，“新世会”则成为教化活动的名称，出版方面则以“新世社”的名义面世。形成了新世会中包含研究所的格局。敏雄还亲自执笔撰写了“新世会宗旨”，内容如下：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道德混乱，信仰淡漠，此类现象不在少数。

今天不即行纠正，定会遗恨将来。

日本的重建，不单是理论、或者号召所能做到的。唯一的出路是明朗、喜悦、坚定正确地迈好脚下的每一步。

我们的国家，古老而积习深重，恶习颇多。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道义上都落后于世界各国。今天不抓紧改变这一切，机会将不再重来。

见之、思之，深感责任重大，寝食难安。不达目的，愿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决心既定，当奋勇向前。

一 如果弃之不顾，日本将失去它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

人不自助，天亦将不助我。

本会以上述坚定不移之信念和永不衰竭的愿望而成立。

在此，本会的机关杂志《文化与家庭》决心成为：正确生活的源头，明朗家庭的润滑剂。

愿所有担忧社会前途，祈祷世界和平的诸兄弟，诸姐妹加入本会，成为机关杂志的热心读者。同时，祝愿本会作为大家实践大道上的同路人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敏雄还制定了会员应当遵守的信条。这其中的第二条体现了敏雄一生对宗教的学习和认识的结果。那就是说，他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坚定信仰（无论是佛或是神道或是基督）下参加新世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信仰。

杂志的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对大家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好在这之前有一年编辑《频波》的经验，帮了大家的忙。1947年10月10日，《文化与家庭》创刊号（发行5千册）诞生。这是一本只有48页的簿册子。为了节省资金，敏雄和年轻人一起从出版社亲自把几千册杂志搬运回家。为了杂志的传播他又身背500册杂志长途跋涉至九州，进行宣传鼓动和发售工作。东京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发售杂志。然而起步并不乐观。杂志有两千册积压在手，原来拜托熟人代为发售的也有一半未脱手。他们想到了到街头演讲发售的办法，但他们在火车站前轮流演讲了一个小时，结果一本杂志也没发售出去。敏雄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更加努力地思考如何把演讲内容充实，使之成为“街头文化讲座”。为增强宣传作用，11月16日，敏雄在家中组织召开了《文化与家庭》发刊纪念会。来者仅32名，提出了“一家一册《文化与家庭》”的口号，表达了他们弘扬“德福一致”思想的决心。敏雄带领大家一次一次走上街头,在车站前作演讲，宣传思想，发售杂志。这样的方法持续了一年半之久。

战后，敏雄曾参加过的“人之道教团”改名为中L教团”后重又复兴起来。1948年4月，原来的教友找到敏雄，劝他重新回到教团之中。但敏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认为，宗教自身无论多么庄严俊美，它都不可能包容其他宗教，这是宗教不可摆脱的命运。而且，无论有无宗教，人们都要活下去。要快乐地生活下去的法则、道路即是德福一致的伦理道德。敏雄尊重那些包含着高深哲理的宗教，并且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实践“德福一致”的伦理提高自身的信仰，进入更加神圣的宗教境界。但他对那些乘战后人们精神极度空虚之机聚财惑众，只顾修庙建殿而无真正思想的伪宗教表现出了警戒之心。敏雄认为，“德福一致”的伦理是比宗教更根本的东西，是对万人普遍适用的，不论人们的信仰如何，职业。国籍怎样，只要遵守那些来源于现实生活，一点也不脱离实际的做人道理，亦即“纯粹伦理”，在“信”的基础上坚持“行”，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踏上幸福之路，获得预期的效果。

在敏雄看来，要解决人生的大问题，就应从人生的起步，即出生的问题着手。因此，他对无痛安产进行了研究，并于1948年8月完成了《无痛安产之书》的写作。他认为，无痛苦的生产对母亲和孩子都是重要而且可能的，喜悦人生的第一步即是无痛安产。书中还总结了五项实践原则。其中包括“生产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大自然的伟大力量的帮助，一定会使我们平安地、轻松地完成生产的大任务。让我们放心地把全部都托付给大自然的伟大力量吧。”“请不要总是心神不定地计算时日，度日如年。孩子肯定会在最好的时辰，最合适的地方降生的。一切听任自然，平心静气地过好每一天吧。”等等。1948年9月5日，《无痛安产之书》终于付印刊行。

1948年10月31日，新世会成为社团法人正式得到政府的认可，敏雄担任了第一任理事长。他在纪念成立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伦理体现着德福一致的思想，我们要开展的伦理运动是一场立足科学，出入宗教的文化运动。”这就阐明了“伦理”思想的本质以及它与“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在另外的文献中，敏雄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伦理运动的方向，对研究所采取会员制，杂志作为机关刊物的意义也有详尽的说明。这些都为伦理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伦理运动的不断展开，敏雄感到研究所所员只忙于杂志的发行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学习，促进自身的提高，以便更好地作群众的典范。因此，敏雄决定每月六眸办一次伦理讲座（后不久改名为“文化讲座”），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鼓励，共同进步。1949年1月16日，敏雄还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志友协议会”，与会者是各地支持或积极参加伦理普及运动的代表。会上决定机关刊物《文化与家庭》自3月份起改名为《新世》。这个“协议会”促进了各地间的交流，为大家提供了相互勉励共同提高的机会。自此以后每月举行一次，成为今天研究所每月例行的“协议会”。

1949年4月1日早上六点，在敏雄家举行了第一次“晨会”。这一活动立刻推广到各地，成为伦理实践的基本活动之一。同年10月1日清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举行了“晨会”，敏雄还为“晨会”制定了口号和誓言，由于“晨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伦理运动走上组织化的道路。同年，敏雄还完成了伦理运动的重要文献《万人幸福指南》的写作工作，并于8月刊行。

随着伦理运动的展开，敏雄愈来愈认识到所员教育的重要性，采取了各种手段加强这一工作，培养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不断地向所员们阐明：“伦理”是“活生生的伦理”，不是书斋中的“伦理学”。无论什么“学”或什么“理论”，如果它是宇宙间的真理，那就一定会显现出超常的神力，帮助人们解决苦恼，引导人们走向幸福之路。否则无论它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具备多么严谨的体系都于现实毫无用处。所以，宣传“伦理”的人必须要具备来自切身体验的坚强的信念。他不断地要求大家抛弃“自我”中任性的部分，认真磨炼，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提高。为了伦理运动的开展，敏雄不断地演讲、写作，从事多种宣传和研究活动，。度的疲劳终于使他的身体难以支持，从1950年开始，他经常日夜不停地剧烈地咳嗽，以致吐血。1951年年初起，敏雄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常常彻夜不眠。虽然如此，他还抱病参拜了伊势神宫，表达自己祈祷万民幸福的心愿。此后，他又开始埋头于自己的著述。5月份，“恩的伦理”一文在《新世》上发表。各地会员不断增加，令人欣慰的事情不断出现，但敏雄的病却不见起色。他时常抱病到各地演讲，每次长达三、四个小时，而且有些是连续数日举行。6月，敏雄的第三部著作《育儿之书》付榨出版。9月，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平日已发不出声音。但是，敏雄仍把出席各种演讲会看成自己的使命，努力完成着最后的教育工作。他一站到讲台上，那嘶哑的声音就会奇迹般地响起来。这期间，不断地有年轻人加入研究所成为正式所员，这给敏雄带来了莫大的希望。10月14日，在研究所第五次全会上，敏雄借他的第四部著作《人类的曙光》完成出版之际，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同题演讲。这成为敏雄最后的讲演。

在这次全会上，还决定将“新世会”改名为“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标志着“伦理运动”开始走上了正轨。

敏雄的病日重一日，他在不断感谢关心他的人的同时，总是责怪自己贡献得太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10月17日他留下了深深打动人心的三条“宣言”：

“一、我要作万人之仆。

二、我要作万物之友。

三、我要作万象之赞叹者。”

到后来，敏雄几乎已经不能进食，但他仍坚持每日散步一次，作为锻炼身体，作为自己对“行”的实践，直到他临终前十天。1951年12月14日晨，敏雄以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的日记。12时42分，敏雄在武藏野市境的住所“高杉庵”逝世，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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